宋绮云被捕后，被关押在西安小雁塔胡宗南司令部内。由于宋绮云的地位和作用。敌人认为很有利用价值，非常重视。开始几天，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先关押在一间遍地粪尿，潮湿霉臭的小屋里。这里没有窗户，每天饭食是从门洞送进来的，只有两个窝窝头，一点咸菜和一碗水。几天之后，便转移至一座庭院内，以丰盛的珍馐美味，许以高官厚禄，妄图进行收买、软化。这一切对共产党员来讲，那是枉费心机。当敌人问他为什么被捕？把他放弃自己的主张进行表态时，宋绮云庄严宣布：“本人是军人，在抗日前线，这次回家探亲，何罪之有？除非无条件释放，别无可言。”
恼羞成怒的军统特务，是惯用其软硬兼施两手的，软攻不下，继之便采用各种酷刊，妄图使宋绮云屈服。迫害2个月后，毫无收获，特务技穷，便按照他们的特务逻辑：“能利用者则利用之，不能利用时则杀之。”于是便呈文上级，报请将宋绮云夫妇处死。
西安的特务们哪里知道宋绮云的“重要”。由于“宋案”和“杨案”有关，西安军统是无权了结这个案子的。西安接到的批复是：“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
展开剩余95%20世纪40年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把自己的首都南京，双手送给了日本鬼子，自己却躲进了“部都”重庆。雾，更为浓重，它遮蔽了天上的日月、星辰，整个山城笼罩在一团混混沌沌的烟雾中。
在山城西北不远处，有一座不高的山，山上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在歌乐山下的山坳里，有一幢孤零零的两层楼建筑，楼外环抱着高大的院墙，建筑远离市区，四周又被苍松翠柏掩映着，小路崎岖，环境幽深，附近稀有行人，是一个理想的避暑所在。
在40年代之前，这座小山并不出名。它没有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峨眉之秀。但是，在全国所有的山中，这座山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沉重。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军统局”迁来重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一下子就相中了座小山。他和美国特务梅乐斯拍板成交，在这里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用枪杆子驱逐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在方圆25公里的山脚下修碉堡、拉电网、设岗哨，建成了一座戒备森严、阴森可怖的人间魔窟。它划定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人间与地狱的分界线。
“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戴公祠”“红炉厂”“孟家院子”……都是军统局的秘密囚禁室。
“白公馆”原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主人为了附庸风雅和不忘祖德，为它取了一个高雅的名字——香山别墅。而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白公馆”。1939年该处被戴笠占有后，即改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原来的储藏室改作地牢，原有的防空洞成了残害“政治犯”的审讯室。这样一座优美的山景别墅，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人间魔窟”。
1941年12月，宋绮云被关进“白公馆”，他虽然身陷缧绁，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了自由，但他性格乐观、豁达、信仰弥坚，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准备接受任何考验。
宋绮云在到达“白公馆”几个月之后，一个自称为黄埔军校同学的军统高级特务，在看守室里召见了宋绮云。
“今天完全是私人晤谈，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我是你们的阶下囚。”
“言重了，听说你是黄埔的，我是6期。在一般学校，也讲究一辈同学三辈亲，何况咱们黄埔！如果不是同学，我今天就不来了……”
“你会来的。否则委员长就不发给你薪水了。”宋绮云尽量压制住厌恶和愤怒，选择着温和的词汇来调侃。”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还谈什么亲与不亲。”
“老弟，你又言重了，座上客和阶下囚，也只是一步之遥。校长对黄埔学生尤其器重，情同父子，特别对失足者尤为关心。校长说，要动之以情，使其幡然悔悟，回到校长身边。我这次来，当然出于校长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尽同窗手足之谊。”
“我不知道什么是失足者？更不承认我是什么失足者。我一没有贪污中饱私囊发国难财；二不宿娼狎妓自甘堕落；三未投敌卖国做汉奸；四不……”
“老弟越说越远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以上所言均是区区小事，逢场作戏，当不得真的。校长最恨的是黄埔校友宣传共产主义，背叛校座。”这个高级特务对宋绮云的一二三四早已听得不耐烦了，急忙打断了宋绮云的话，但也发觉自己说话走了嘴，便急忙拉回，正色道：“我并不是危言恐吓。阁下追随张、杨，投靠共党，这可是大逆不道，其罪当诛啊！”
宋绮云对特务的无耻自供，已经忍无可忍了，再加上特务的威胁，便严肃的说道：“用一顶′红帽子’来对付张、杨，你认为能服众吗？又用这顶‘红帽子’能压服我宋某吗？士可杀不可辱。”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我只是一个比喻。”特务赶到陷入了僵局，急忙缓和下来：“校座是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并不想加害他的学生。恕我直言，你虽是一个失足者。败子回头金不换嘛！只要你答应回到校长身边，今天就可以同我一起走，校长对你还有厚望呐！
宋绮云得到过监狱难友的忠告：初进监狱不要贪一时痛快，要力避冲动，便也缓和了态度，周旋到底，虚与委蛇：“校长要我怎么样呢？”
“要你领衔组织黄埔同学会。把同学组织起来，拱之在校长周围，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周旋到底。”来人以为宋绮云出狱心切，已然说动了，便和盘托出。
宋绮云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不，我是个军人。现在处于民族危难之秋，抗日救国是军人的天职。如果委员长放我出去抗日，宋某当万死而不辞。人各有志，违反自愿的事，就是刀横在我脖子上，也不会干的。你应当知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
“受共产党，受张、杨影响太深。”攻心毫无结果，来人嘱咐看守所长：“将宋绮云严加管束，加强观察。”
“洞中方7日，世上几千年。”宋绮云在“白公馆”度日如年，却也挨到了1943年。
1943年的2～3月，美国情报部门派遣特务分子梅乐斯偕同美军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斯等30余人来到重庆，与戴笠协商情报合作事宜。5月1日，正式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兼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开办的特务机构，是专门对付革命志士的罪恶场所。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其残忍程度是古今中外鲜为人知的。各种酷刑名目繁多，有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虎凳、火烙铁；有从意大利、美国进口的最新发明的各种电刑、化学试剂等。特务们就是用这些旧式的、新式的武器刑具对革命者进行摧残和试验。凡是被关进来的人，均被列为失踪，对他们审讯、施刑、甚至杀害，都不必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的屠杀场。这些监狱，虽然密如蜘蛛网似的遍布全国，但却非常隐秘。
中美合作所当时管辖的大小魔窟遍布全国，名堂非常之多，在重庆就有“望龙门”、“两湖会馆”、“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红炉厂”、“孟家院子”、“造丝厂”等。特务们把这些变形的监狱，美其名曰“学校”。这些秘密监狱又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如“望龙门”、“两湖会馆”称为“小学”；“渣滓洞”“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则称为“大学”。而那些看守特务，统称为“管理员”。
根据宋绮云等人的“身份”和表现，已经达到升入“大学”的“资历”了。
1943年。拥挤不堪的重庆，被国民党军政大员以及美国“盟友”弄得乌烟瘴气。为了让出风景秀丽的“白公馆”，供美国人寻欢作乐，特务头子戴笠决定对“中美合作所”进行大整顿。把被他们迫害致残，或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囚犯杀害。而对宋绮云、徐林侠他们认为重要的囚犯，则转解到贵州息烽县阳郎坝监狱，也就是他们的“息烽大学”。
特务们为了某种原因，把宋绮云和徐林侠分押在两个车厢内。在从重庆去息烽的途中，恰遇日机空袭。特务们叫囚犯纷纷下车隐蔽，就在这时，宋绮云突然发现一个怀抱孩子的女犯竟是自己的妻子徐林侠。而在同时，徐林侠也看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一时百感交集，但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只能默默地服从他们的调遣，虽然咫尺天涯，形如路人，但那彼此一瞬，双方感到了很大的欣慰。
息烽监狱位于黔北，离息烽县城3公里的阳朗坝，此地虽在川黔公路一旁，却匿迹万山丛中，四周有绿树掩映，形似自然村庄，外人初来，很难察觉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公路进入阳朗坝时就能看到，有几重城垣式的围墙，随着山城逶迤起伏。在围墙之中，有几十幢高低不一的高楼式碉堡。再往里走，又是一圈高大的围墙，里面有几十幢瓦房，还有几十株参天古树点辍其间。为了掩人耳目，对外保密，称他为“蒋委员长行辕”，监狱长被称为“行辕主任”，对内称“息烽大学”。老的“囚徒”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情愿一枪一刀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长期折磨。进入“大学”深造的“大学生”，都被折磨得浮肿、夜盲、神经失常，成了残废，最后仍逃脱不了被活埋、枪杀的命运。凡是来这里“修养”的人。都是所谓案情严重的政治犯，对外不准通信，不准探视，不得与任何人联系；对内也不得交头接耳、互通姓名。他们过着不判刑、无刑期、度日如年的生活。
“修养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到了“中学”则以“月”为单位来计算，到升入“大学”，“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是何年？”就只能以“年”来计算余生的岁月了。
年复1年，直到死而后已。
息烽监狱是一座奇特的监狱。说它奇特就在于他是用欺骗的伎俩精心策划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人间魔窟。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赤裸裸的欺骗。明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监狱，大门口却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牌子。
国民党军统局为了保密，还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保密措施。在军统局内部，把这座秘密监狱称之为“息烽大学”，被关押的“犯人”称之为“修养人”；看守特务美其名曰“管理员”；每日10分钟的“放风”，轻松地称之为“散步”。
以上规定是严格的纪律，谁要说漏了嘴，不管是“犯人”还是看守特务，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
这座“息烽大学”被3道带铁丝网的围墙包围着，形成3道防线。监内由特务管理，中层有一连宪兵把守，最外层有一营兵力布防。真似铁筒一般，凡擅自闯入第一道防线者，格杀勿论。
息烽监狱内有8座牢房，统称为“斋房”，分别冠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漂亮而高雅的名字。
1943年3月，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宋振中由重庆“白公馆”监狱转来这里。宋绮云被关在“忠斋”男牢。和宋绮云关在一起的有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书记车耀先、川东特委宣传部长许晓轩和东北军第53军副军长、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犯”韩子栋。在宋绮云来这里之前他们就在这里。
韩子栋是1934年在山东淄博矿区搞工人运动时被捕的，曾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局北平、南京、汉口、益阳、重庆“白公馆”等十几个秘密监狱。
宋绮云早在西安事变前，就认识黄显声将军。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高级将领，也是东北军最早拿起枪杆子抗击日寇的将军，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他还是西安事变的积极拥护者。在张学良将军被扣期间，他只身来到武汉，通过宋子文、宋美龄要求见蒋介石，要蒋释放张学良。被宋美龄拒绝后，他完全明白了，靠蒋介石抗日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的将来完全靠共产党了。为此，他主动与周恩来联系，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东干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准备。他以身作则，在东北军被分化瓦解的情况下，说服东北军中的下级军官弃暗投明，参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伍，并在武汉期间，经周恩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于1938年2月2日，在武汉太平洋饭店被秘密逮捕。一代抗日名将从此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阶下囚，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宋绮云和重庆一起转来的难友，来到息烽之后，党员的人数增多了，核心力量也基本形成。狱中难友们，更需要党的领导进行狱中斗争。狱中党支部于1943年4、5月间正式成立。党支部书记罗世文，支部委员韩子栋、许晓轩、车耀先。宋绮云和黄显声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支部要求他们，继续以灰色面目出现。协助支部做好统战工作。
当时狱中的生活条件极差，党支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活下去，争取最起码的健康条件。鉴于生活条件的中的衣、食、住、行都控制在敌人手里，党支部决定从伙食开始，当时狱中的饭食都是陈米、霉米做成的，难友们呼之为“三多”饭（康壳多，稷子多，沙子多），烧不熟、煮不烂，还送了个雅号“黄金饭”、“蛋炒饭。这种饭吃进肚子极难消化。下饭的菜更是千篇一律，白菜煮老白菜帮子。贵州缺盐，市场上盐也很贵，在监狱里更成了稀罕之物。时间长了，“修养人”人人皆病，浮肿、夜盲、风湿、心悸等病肆虐整个监狱，至使一部分人瘫痪残废。
集中营“修养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因为每个人被捕时未带衣物，又不准对外通信，老的“修养人”1年只有随身一套衣服，需要洗时，晚上洗了晾干，第二天再穿。只有严寒时才发给棉衣，那时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缴回来的旧棉衣，再发给“修养人”。即使这种脏、烂、破、臭的旧军服，每人也只发一次，老的“修养人”已经穿了若干年，破烂不堪，捉襟见肘，甚至到了衣不遮体的状况。谈何御寒？
“修养人”住的监房更是拥挤不堪，几乎到了人挨人、人挤人的程度。
生活条件之差，局外人极难想象。
根据上述情况，狱中党支部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饭来了，一盆馊味的“黄金饭”，不时散发在每一间牢房里，送饭的人捏着鼻子出去了。看守两次进屋催大家吃饭，结果谁也不动手。看守骂了两句出去了。周养浩听到报告，去几个牢房观察，他知道黄显声在监狱的威望较高，于是把他叫了出去，希望他多做“修养人”的工作。周养浩承认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极差，也答应予以改善，但又强调上面的规定，黄显声根据具体情况一一列举，说的周养浩哑口无言。果然从第二天起，大家尝到了咸味，伙食也有所改善，第一次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提高大家的健康状况，宋绮云还教大家打太极拳，并把大家组织起来，排着队，在牢房里走“8”字。宋绮云并为其起名——室内旅行，曲径通幽。
狱中党支部及时推广了这一行之有效的运动形式，并把锻炼身体当作了给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
进入息烽集中营的“修养人”，必须经过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履行入“校”手续，进行检查、登记、编入囚犯号码，打入监牢，交待问题只能用号码代名，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大约1个月左右，不许与人谈话，不许散步。每天只能在室内阅读《总理遗教》《总裁言论》等几本书籍，经过特务考核，被认为没有什么异状后，才能出去集体生活。第二阶段，大约3个月左右，要在室长监督之下生活、活动，可以揭发别人，也可以被别人揭发，最后得到一个考验结论。第三阶段：一般也需3个月时间，可以参加生产劳动，天气好时，还可获准每天放风15分钟。“修养人”可充分利用这一时间，集体在院子里散步或晾晒衣物。
经过这3个阶段，两次考验后，特务们认为够条件者有可能被调到“忠斋”得到优待，成为“优待修养人”。
调到“忠斋”大体要具备这样4个条件：1、入监以来没有犯过监规，或少犯监规的。2、被捕前的地位比较高的。3、文化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4、在“修养”期间，有特别好的表现的。根据以上条件和考核结论，宋绮云、罗世文等都搬进了“忠斋”。
“忠斋”是一排新建的平房，共有监室10间，地点位于息烽集中营后面一个小山包之下，四周有树，旁边有个运动场，院子很大，可以种菜、养花。每室住4人，室内有书桌小凳，可以读书写字，但秘密通讯是绝对禁止的。这里白天开放，可以到院内，夜间仍然要锁门，室内不许点灯。至于伙食问题，则于各监相同。
宋绮云深知，即使在“忠斋”，这里仍然是狼窟、虎口，在暗无天日的息烽，即使不被秘密处死，他们也要用一切残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折磨致死。可以说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宋绮云在他被诱捕的第一天，他就作了牺牲的准备，但一个共产党员要死的有价值，有意义。因此，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也非常关心难友们的健康。宋绮云要充分利用这点“优待”，利用这点“自由”，帮助难友们习练太极拳。
人到了“忠斋”，党支部也取得了较为方便的活动条件，这样便可进一步为全体难友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
194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德、意、日法西斯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击之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中国，日本已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结果。
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却从抗日的大后方跳了出来，靠着美国主子的撑腰，摇身一变，变成了抗日的英雄。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用先进的美式武器，武装军队，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美方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统特务，充当抢夺抗日胜利果实的急先锋。他们用飞机日夜兼程地把这些“训练有素”的特务，优先运送到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华东战场，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共、反人民的高潮。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也从重庆堂而皇之地迁回南京。军统局对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行了调整。1946年7月“息烽大学”宣布撤销。这里关押的“修养人”，一部分惨遭杀害。另一部分被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的各大小监狱都人满为患，被关押在息烽“玄天洞”的杨虎城将军一家4口，加上闫继明、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行6人，被转移到歌乐山的“杨家山”。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黄显声、韩子栋，以及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在内的72名重要“政治犯”，全部被转移到另一座人间魔窟“渣滓洞”监狱。
几辆囚车依次来到“渣滓洞”的山脚下，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下了车，他们将步行到“渣滓洞”。山上、山下站着无数荷枪实弹的宪兵，紧紧地包围着这一队不寻常的人。
“渣滓洞”监狱，原来是一个工人开采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自从1939年开始，这里便成了军统的主要监狱之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十分隐蔽。自整个歌乐山被军统局占据后，“渣滓洞”也不例外，军统特务赶走了附近居住的农民，逼死了小煤矿的矿主，霸占了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为看守所。
“渣滓洞”监狱分内外院。高大的黄色院墙围绕着内外两院，外院是特务们的办公室、刑讯室……属于特务们活动的范围，内院有底上两层18间楼房。其中男牢16间、女牢2间。院墙上写着：“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等标语。
“渣滓洞”外院是特务办公室和拷打审讯革命者的地方，墙上写着供特务看的标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
“渣滓洞”最多时曾关押过300多名“犯人”。狱外常有个一连的武装特务驻守。制高点上还有机枪阵地和岗亭，戒备森严。是军统重庆辖区内有名的活棺材之一。
宋绮云等长途迁徒后，便羁押在这里。
“渣滓洞”监狱自从西安看守所暴动之后，管理上有一段时间尤为严格，平时都要砸上脚镣，在“渣滓洞”监狱的非共产党案犯中却是个例外。“青年将校团”案件，6名发起人虽然在监狱，但他们有较大的自由，并受到优待。由于黄显声的关系，宋绮云很快便和“将校团”的6名发起人王凤起、陈蕴山、梅含章、曹泽衡、傅岳、胡翔等6人熟悉起来。
宋绮云等到达“渣滓洞”不久，一件有思想准备，而又不愿想象的事，终于发生了！
1946年8月18日早饭后，看守特务突然通知罗世文、车耀先2人：“上边有命令，要将2位将军解往南京。”你们总算熬到头了。
罗世文和宋绮云同住一室。宋绮云异常悲愤，他知道共患难的战友这次凶多吉少，真想一拳把这个监狱砸碎，救助这位可亲可敬的难友脱险。可事实上没有可能，他能够从疾病这个死神手中夺回罗世文的生命，但在这个死牢中无能为力了。他慨叹自己的无能、无助，他后悔在半壁山上的优柔寡断。那时是有困难、有危险，车耀先和有的同志可能牺牲，但总有人是有希望的，只要跑出去一个人，把这里的事情报告党中央：“罗世文和车耀先还活着”，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条款，国民党就无法隐瞒真相，叶挺、王若飞、廖承志等同志不是出狱了吗！
罗世文默默地整理他简单的行装。小萝卜头来上课了。他从张露萍阿姨那次遇难，得到预感，他没有像上次抱着张阿姨不让走，而是冷静的观察着、泪流满面。他已没有以前那种自己成为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能把罗伯伯带到花果山福地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宋绮云和罗世文两人的内心都像惊涛拍岸，汹涌、激愤，而他们的外表又是那么从容、镇静。
罗世文说：“此去凶多吉少，绮云，你们要好自为之，要争取活着出去，去揭露国民党动派的黑暗统治。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国民党统治的时间已屈指可数，可我是看不到了。有两件事要交待给你：一是我和老车走了之后，你要帮助老韩和许晓轩把支部重新建立起来，争取机会，能走一个就走一个，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二是为森森找个好老师，黄显声将军可当此任。”
“国民党是阴险毒辣的。言而无信，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你这次去南京也不是没有希望，记得撤销息烽监狱，我们72人在来渝途中，经桐梓时不是释放了几个外籍‘修养人’吗，说不定你托他们带给周恩来同志的信，中央收到了。”宋绮云劝慰着，实际上也是安慰着自己。
罗世文：“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不是死，便是生。也可作以上估计。‘壮士从来不贪生，但悲不见旌旗红！’”
“好诗，写下来给我作个纪念吧。”罗世文想了想，拿起小萝卜头的铅笔，在一张香烟盒纸背面，写下了他1938年告别重庆两首诗中的一首。也许这是永诀，永远告别了重庆，永远告别了战友：“壮士从来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百战身经尝考验，十年冰檗励忠贞。”宋绮云看了这首诗，心境凄然。诗是10年前写的，当时是壮志、决心，现在看来，这是壮士一生的总结，与战友们似告别，又像永诀！
“绮云，不写点什么送我吗？”
宋绮云拿起笔来，写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宋绮云愕然，自己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壮是壮哉，可是太悲了，这不是预示着战友要去送死吗。他急忙把纸片撕掉，苦笑道：“现在离情别绪，心情不好，这个文字债我欠下了，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罗世文对宋绮云并没有勉为其难。他到财务组领回了自己的钱物，将1万元法币交给了宋绮云。“这是被捕时随身带的1万块钱，狱中6年多来，分文未动，今天交给你，有机会转交给党……快把它收起来。”
在一本俄文书上，罗世文在字里行间，写下了交给党的遗信，也一并交付给宋绮云。
信没有抬头，写着：“据说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宋绮云处尚留1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世文10月18日正午”。
中饭过后，“渣滓洞”看守所长张少云站在院墙门外，得意洋洋地大声喝问：“张世英（罗世文在狱中用的名字）田光祖（车耀先的狱名）准备好了没有？要出发啦。”
罗世文拎起自己的小包裹，站在监狱门前，面向着不可一世的特务，大声朗读起自己刚在脑中酝酿的五绝：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这是对难友们的鼓励，也是对蒋介石和特务们的嘲风。
当罗世文、车耀先经过中间院门时，转过身来，站了片刻，向难友们挥了挥手。霎时从各监狱传出雷鸣般的声音：“再见！”，“一路平安”。
罗世文、车耀先大踏步的走了。宋绮云几乎不能自持，他担心难友们的安全。
噩耗，晚上即已传来。这是黄显生从“6人将校团”处听来的。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位烈士，被押至松林坡戴笠停车场附近被杀害了！为了毁尸灭迹，特务们又在烈士遗体上浇上汽油。
宋绮云另一同室难友孙壶东乃一商人，因间接与新四军有些联系，妻女3人便被军统关进了息烽集中营，他敬佩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在息烽与宋绮云便很友善。这次又同居一室，关系更较前密切。
罗、车遇害，虽宋绮云意料之中，噩耗传来使他愤极欲狂。便向孙说：“人理绝，天理泯矣！”
宋绮云追记了午间烈士的遗诗。对孙说：“想诗如其人，非罗世文写不出这样气壮山河的好诗。为了悼念他，各写一首如何？”
“好，请你先吟。”
宋绮云略一思索，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歌曰：“吊魂无处祭无坟，万里江天一素云……”（后边几句，因时间较久孙壶东老先生忘记了，只记得后面的韵脚还有“文”“群”“闻”等，这是根据自己的原韵奉和记得的。）
“好，好诗，诗言志。宋先生把满腔义愤、老友的高洁，对当局的声讨，简单几句话，便表达出来了。”孙壶东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孙壶东也善诗，将宋绮云的诗重温了2遍，便步其12文韵和了1首。
宋绮云看时，确也反映了孙的思想感情。
蔓草连丘未见坟，吞声忍泪喷残云；
半生各怀千秋恨，六载同赢一束文；
易水高歌难觅伴，滇池倡议苦为群；
中原鼙鼓频频起，那愿馨香谨拜闻。
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使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消灭殆尽。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只好被迫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鉴于舆论的压力，李宗仁上台后，便给陈诚、杨森下过一道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公开命令。
蒋介石虽然“引退”了，但仍然在幕后指挥，控制着国民党的巨大权力。他密令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电告重庆市长杨森，“少管闲事。”这就使李宗仁释放杨虎城将军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只能“吹皱一池春水。”
这一期间，由于“渣滓洞”难友策反了狱中一个医生，冒险送出“中美合作所”特区政治犯全部名单，重庆报纸也透露了杨将军被囚禁在“磁器口”的消息。杨森怕夜长梦多，事久多变，便建议杨虎城转移别处。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并命令特务队长龚国彦负责办理。
当龚国彦告诉杨虎城，要把他迁移时，将军勃然大怒的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杨从报纸上看到此消息）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既然外面知道我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要死也死在这里。
事情僵到无法收拾，龚国彦软劝硬逼都没有用。这时，只好由保密局驻重庆的直接负责人周养浩出面“劝驾”。
周养浩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要杨将军再忍一二，放人只是时间、手续问题。经软说硬骗，杨将军终于答应可以去贵州。但提出3个条件：
1、撤换特务的队长龚国彦。2、要周养浩“屈架”，亲自送他去贵州。3、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白公馆”调出，和他同住一起。（宋绮云是杨将军部下，但不是他的“秘书”。杨将军此举是为了改善宋绮云被押的环境。改善一下生活，取得比“白公馆”稍多一点的“自由。”）
杨将军强调所提3点，缺一不走。尽管杨将军也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但他感到宋绮云在自己身边，总比“白公馆”监狱要好一些。再一个想法是：如果近日李宗仁果能行使职权，宋绮云便可同他一起获得自由。
杨虎城将军所提3个条件，军统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被迫批准。
在通知宋绮云去杨家山（杨虎城被囚处）之时，周养浩与宋绮云作了一番伪善的谈话，要宋绮云对杨多劝劝、多做工作。
宋绮云与周养浩在息烽相处较久，对他的伪善和险恶洞若观火，即正色言道：“我的话没有用处，你们过去答应的事（指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6项诺言）应该作数。”
当宋绮云在特务的押送下，来到杨家山时，杨虎城将军已在平房门口凝望多时。宋绮云紧走几步，杨将军握住宋绮云的手，“绮云，终于住到一起了……难兄难弟……”便悲愤得说不下去了。两人紧紧的拥抱着，久久相对无言，宋绮云看到被折磨10多年的杨将军，灰白的头发，消瘦的身体，愤恨难平，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许久，宋绮云才开口，问起杨夫人。杨将军老泪纵横，“葆贞，被折磨死了！……”
1949年农历正月初四，毛人凤派飞机把杨、宋等人送贵阳。最初，军统打算把杨将军等人秘密囚在顾祝同公馆，后来认为不妥，就把他们囚在城外戴笠的公馆里。这个公馆座落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是贵阳的风景区之一，原来是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蒋介石没有去过，便由戴笠享用了。
17天后，军统又把徐林侠母子用汽车押送至贵阳。杨将军1943年在“玄天洞”出生的幼女拯贵交与徐林侠抚养。
“玄天洞”在黔灵山脚，因洞口有一块大石头，酷似“麒麟”故而得名。洞前一排3间平房，张学良将军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也曾被囚于此。杨将军说：“我仍住在东间汉卿的旧居吧。”中间是所谓的“会客室”，原来赵一荻与女佣住的西间，便住着宋绮云一家。
为了保密，“麒麟洞”尼姑师徒4人，也由军统把他们养了下来，吃米由特务供给，不许他们下山。
开始，老师父汪永祥、徒弟通贵，都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待穿着对衿短衣的杨将军和宋绮云，以及穿着旗袍的徐林侠，像个有地位的人，因为还有8个士兵分2班为其站岗放哨。
宋绮云和杨将军平时无聊。开垦了一片山地，种菜自吃、自娱，有时也把种的番茄移栽盆内，作为盆景观赏。平时，他们除了下棋，也就是散步，但散步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必须有特务跟随。有时，他们也背着手看尼姑念经。
后来，尼姑们和徐林侠也熟悉了，尊称其为“宋妈妈”。宋妈妈很和气，问她们的生活，几岁出家？为什么出家？
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辛酸史，家庭困难，母亲早死，父亲抽大烟等。慢慢地，她们对杨将军和宋绮云也不那么怯生生了，感到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像是有那么多保镖的大官，总之和国民党的大官不一样。她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2个人竟是囚徒，是千古功臣杨虎城，妇孺皆知的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
杨虎城、宋绮云有时也参加徐林侠和尼姑们的谈话。杨将军问她们，我们在这里，吵不吵？是否打搅你们？我们好不好？
尼姑们总是回答：“好。”“你们在这里，不要我们下山背米。”
宋绮云和杨将军有时也和尼姑谈“经”论“佛”。日子过得很平静。但他们烦躁的心情却与日俱增，他们感到受骗了，受了周养浩的骗。
他们也只有受骗的权利，除此又能怎样呢？
宋绮云在“白公馆”时，便在黄显声将军那里，看到了重庆《中央日报》，李宗仁给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将军的命令和派一架专机来接杨的消息，现在石沉大海。
周养浩劝杨来黔时股票投资公司，曾说：“蒋总裁认为现在由李宗仁把你放了，你会更恨他，所以他把你暂时转移贵阳。然后送往台湾，再由他把你和张学良将军一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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